余秋雨对文化界生态的劣质化很有感触，并列举了一条：大批判情结。按照他的标准，大批判情结有四个方面的标准。一是整人，二是对准有名无实权的人，三是伪造历史，四是扣政治帽子。应该说，基本上对他的劣质化结论赞同，但对他的标准尤其是第二条不认可，因为那看起来像是为他本人量身定做的。有趣的是，余秋雨现在却放弃他“平静的话语风格”，越来越喜欢炮轰别人了。
陈良宇一倒台，余秋雨也发表了意见。可他闭口不谈政治，他将矛头对准了曾经拍陈良宇马屁的那些文人。按余秋雨的说法，04年的时候他在上海参加文化艺术界的活动，当时上海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，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，不带姓，只说后面两个字，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。那两个字是——良宇。余秋雨说，这是一种跪拜。
如果余秋雨是在一个月前骂这些人，那我会收回对余秋雨的一切成见，对他的敬仰之情会如滔滔黄河。因为那不仅是批判了一帮臭文人，更给他们的主子难堪，体现出藐视权贵及与文坛不正之风做斗争的铮铮铁骨。可那毕竟有点风险。现在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大批陈良宇了，那些曾经拍陈马屁的人算得了什么？余秋雨就算骂了，那些上海文人最多偷偷在心里问候一下余先生的女性亲友，正式场合岂敢回应？这种批评，太安全了，绝无后患。
在之前的“马兰出走”事件也是如此。马兰既是我的老乡，又是我以前喜欢的艺术家。可这没有改观我对余秋雨炮轰的看法。戏剧院是不是黑暗，这难以考证，但我还是相信余秋雨炮轰的正确性。可问题是，这种炮轰为何是在这么多年后？余秋雨正好跳进了自己设的标准中：对准有名无实权的人。炮轰的都是一些陈年往事，都是如今名气大不如己的文化“小人”。这种批评是正确的，但正确之余却散发着异味。
文人的批评，我以为有几种不同的境界：一，高瞻远瞩型。这只有少数人能做到，他们能跳出时代的局限，不仅看到了当代的病，还预见了后世的病。如尼采、鲁迅等，虽生时寂寞，却死后扬名。还比如拉罗什福科，几百年前的短短的《道德箴言录》，如今的人类看到都还会汗意津津。二，针砭时弊型。这种类型的人较多，他们是文坛的脊梁，敢于同社会的一切黑暗面抗争。陶渊明、杜甫、郑板桥、陈寅恪。。。三，忍辱负重型。他们不是斗士，却也不同黑暗同流合污，用卑微充当人世间的隐身衣。四，见风使舵型。谁权力大，就粘上去。五，马后炮式的。这种文人人品虽然没多大问题，但过于圆滑，他们喜欢在抓住小偷后踢上几脚。后面几种就不举例了。
“大批判情结”这个提法很好，但标准方面应该再补充上一条：敌强我退。敌弱，嘿嘿，痛打落水狗。